成思危
成思危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父亲送给他的四个字——“自强不息”；他也继承了作为报人的父亲的脾气秉性，敢讲话，说真话，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的人生格言。
成思危简介
成思危，男，1935年6月生，汉族，湖南湘乡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名经济学家。 1951年参加工作，1995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七、八届民建中央主席，第八、九届中华职教社理事长。现任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国际金融论坛（北京）主席，中国智慧城市论坛主席。
成思危经典语录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 ”
“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审慎的乐观主义者。 ”
“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
“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
“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 ”
“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 ”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
“没有风险投资，建设创新型国家难以实现。 ”
“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我们的后天。 ”
本报记者崔克亮实习生杨召奎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祖籍湖南湘乡，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成舍我为我国杰出的一代报人，其母肖宗让是留法归国的知识女性。作为五姐弟中唯一的男孩，成思危备受家人关爱，父母对他的学习也格外关注，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
成思危虽然没在湖南生活过，但他却继承了湖南人的性格，骨子里有股倔劲，身处逆境时不沉沦，处顺境时不懈怠，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父亲送给他的四个字——“自强不息”。他也继承了作为报人的父亲的脾气秉性，敢讲话，说真话，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的人生格言。
成思危的一生经历了三次转折，“第一次，16岁离开家门，奠定了我走上报国道路；第二次，46岁去美国学管理，彻底转变了我的专业方向；第三次，孙起孟老先生动员我参加民建，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人生的三次转折，见证了他成长的心路历程，而第三次转折，也使他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并成为国家领导人。
成思危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领域建树颇著，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还牵头组织了关于资本市场建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的课题研究。1997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现在的成思危更愿意被人称作“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洞察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大势。
近日，成思危先生在其民建中央机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坐在记者面前的成思危先生已是年近八旬的长者，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平和的眼神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在与记者的交流中，成思危先生思路敏捷，侃侃而谈，将自己求学治学的艰辛经历娓娓道来。而高悬于他办公室墙壁上的条幅——“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则彰明较著地显现了他的为人、为学和为官之道。
回到内地，是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
中国经济时报：1951年7月，您孑然一身从香港赴内地发展。可以说，这一决定影响了您的一生。可那时您才16岁，哪来那么大的觉悟和勇气呢？
成思危：你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可能不容易懂得那个大时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货币每天贬值，加上美国大兵性侵北大女学生事件，人们对国民党政权早已心存不满。1948年底，我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就读于左派学校，深受巴金、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影响，后来我就秘密参加了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我开始接触到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对我影响很大。我也读过《社会发展简史》、《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的政治启蒙书。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到新中国一成立，我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可以追求国富民强了，就决定回到内地来。这也可以说是我把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吧。
正好当时广州需要大量的干部。因为广州是四野解放的，而四野指战员大多是北方人，懂广东话的干部奇缺，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从香港动员一批党团员回去工作。当时组织上找我谈，我也没二话，说愿意去。其实不单我，当时的香港，有很多年轻人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充满憧憬。离开家庭，拥抱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当时香港的进步学生中可以说是一种潮流。
中国经济时报：父母当时对您返回内地持何态度？
成思危：我当时和母亲说想回内地读书，她很不赞成，希望父亲能阻止我。但父亲向来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专业选择以及婚姻，所以并没有阻止我。从而使我有机会在夏日的一个早晨悄悄地离开了家。
中国经济时报：您妹妹成嘉玲女士曾说，“文革”期间，母亲因为思念你，曾给你写了几百封家书。
成思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可我当时只收到一封，信中母亲提及“家人已不在香港”，我想他们应该已辗转到了台湾，但我无法回信。没想到那一别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永为憾事。但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回内地，因为忠孝不能两全。
“文革”期间，我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
中国经济时报：从香港回到内地后，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成思危：我到广州后，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船民中工作了一年。解放前，船民叫“ 民”，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受欺压，是不准穿鞋上岸的。我在船上和船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说实在的，我确实是上了个“社会大学”，才知道中国社会底层的情况，知道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我看到中国还有这么多穷人，这么多受过压迫的人，尽管解放了，他们的生活当时还是很困难的。所以，也可以说那一年在“社会大学”的求学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终身受用。1952年，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我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学习，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华东化工学院。1956年，我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化工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化工[0.00% 资金 研报]研究院工作。1958年至1973年我在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后改名为天津化工研究院）先后任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
在这期间，我负责进行了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我还翻译出版了《硼和硼砂及硼肥制造》、《硼酸盐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无机盐译文集（硼专辑）》等，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中国经济时报：您是忍受着和父母分离的痛苦，心怀报国志向来内地的，但在文革期间您却被扣上了“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帽子。当时，有没有觉得委屈？您是如何度过这些阴暗的日子的？
成思危：“文革”期间，我由于“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也被免掉了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只能从事一般科研工作。那个时候我确实很迷茫，也很委屈。我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作了很大的牺牲，怎么竟然得到这样一种待遇？但我也告诫自己，一个人在逆境里绝对不能沉沦。
这段时间，我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但我不愿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自学了锅炉学等书籍，自学了日、德、法三门外语，还巩固和温习了英语和俄语。直到1972年，美国华[10.81%]人“保钓”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小妹妹成露西也随代表团来了。周总理见到我妹妹以后，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问你父亲好，第二句话就是“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就是周总理的这句话，才使我摘掉了“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特嫌”也因为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了。
“自强不息”四个字让我在逆境中没有沉沦
中国经济时报：是什么力量支持您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还自学三门外语？
成思危：“自强不息”，这是我十二岁生日那天父亲送我的四个字。父亲自己就是在各种困境中不断奋斗出来的。所以，我告诫自己，在这种逆境里千万千万不能沉沦。
中国经济时报：这也算是父亲给您留下的精神遗产吧？
成思危：父亲的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其实，经过人生的起伏历练，我才理解了这四个字的深义，应是“逆境时不沉沦，顺境时不懈怠”。前者相对还容易做到，顺境时不懈怠就很难了。后来我女儿十二岁生日时，我同样送了“自强不息”四字给她。
从“化工”到“管理”
中国经济时报：“文革”结束后，您在国内的化工界已是小有名气，但您却选择去美国读书，并改行学了工商管理。据说很多朋友都反对您这个决定。
成思危：因为改革开放，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到美国学习。当时我经过思考以后，决定不学化工，学管理。因为我是华东化工学院毕业的，一直是学化工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使我懂得了一点，科技救国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你想，文化大革命时候，用那时候的话来说，一些很优秀的科学家都到农村“修理地球”去了，那你怎么能发挥科技的作用？所以，当时我说，我就认定这一条了，改行，要学管理。我相信，将来中国的发展要靠科技，更要靠经济和管理人才，我认为我选择的这条路还是对的。
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又一次重大转折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说过，“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我由此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您加入民建的呢？
成思危：1994年，还是无党派人士的我担任了国家化工部副部长。按我原来的设想，60岁从技术干部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就去教书，没想过继续从政。但是，那年九、十月间，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约见我，动员我参加民建。孙老跟我讲，“你不是想报国吗？民主党派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个月的思索，我决定加入民建。 1995年底，我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在1996年底接替孙起孟先生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热潮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在您主导下民建中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您能否回溯一下您提出“一号提案”的缘起和经过？
成思危：我多年在化工研究院工作，从专题组组长到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到化工部科技局主管无机专业的研究开发。我一直有一个感受，总觉得科技成果转化起来非常困难。报告论文可以写一堆，但是真正要应用，就有很多困难。全国一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仅有20％转化成产品，而建厂生产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5％。
1981到1984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生院开始做访问学者，后来念MBA。当我接触到风险投资时，就觉得这个理念很好。它是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它尽快地商品化。所以，当时我就选修了一些这方面的课程。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在化工部科技局任总工程师。为了改革科技局的工作，我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把科技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行使政府职能，搞科技管理，另一部分面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成立开发部、市场部、信息部、技术服务部等等，得到了领导上的支持并开始实施。
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生院院长邀请我去做风险投资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研究。我去工作了三个月，完成了这个课题。回来后我就给化工部领导提了个在化工系统试行风险投资的建议。当时大家对风险投资不大了解，各方面条件也不成熟。当时，我国既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产权交易，所以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当然，我做的风险投资研究也就无用武之地，甚至连原来的改革也因为阻力太大而夭折了。但是我并没有泄气，有机会我还是要讲。
我在中南海业余大学讲授管理课程时也讲一些风险分析与决策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广播电视大学讲授《化学工程》中的技术经济评价课程时，就采用了我关于风险投资研究的一些内容。这可以说是我在风险投资方面所做的早期工作。当时我在全国政协遇到一些老科学家，他们对风险投资也很感兴趣。我们也共同支持过一些国内风险投资的先行者，像当时的北京峰森技术公司，我和王大珩、师昌绪、杨嘉犀等一些老前辈都给他们当过顾问。1996年，我在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参加科技成果转化高级研讨班学习时，写出了《科技成果转化呼唤风险投资》一文，此后又在《科技日报》上主办了风险投资专题征文活动，得到了热烈响应。这些都可以算是我推行风险投资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我还主持了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等科研项目，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
第二个阶段应该是从1997年开始。当时我已离开化工部，到民建中央担任主席。 1997年9月，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我主持召开了一次以风险投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规模虽不到100人，但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来参加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了。我把研讨会的意见和自己的思考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民建中央的一个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这个提案提交给了1998年3月举办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被列为“一号提案”。
中国经济时报：“一号提案”提出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热潮。何以如此？
成思危：“一号提案”提出以后，风险投资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因为，当时有大量的科技成果等着转化。而且，当时我国已经走出了短缺经济状态，国家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需要新产品，金融界需要新的投资工具，学者对新的理念感兴趣，新闻媒体也对这个新事物很敏感。总而言之，时机到了，“一号提案”起了点火的作用，把风险投资的热潮掀起来了。应该说，从1997年到2001年，是中国风险投资蓬勃兴起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我国约有各类内资风险投资公司约160家，号称拥有资金约180亿元，实际投入约30亿元。另有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约150家，境外风险投资的投入约3亿美元。
中国经济时报：风险投资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何在？您如何评价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现状？
成思危：风险投资至少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因为大量的科技成果转化不可能都让政府出钱支持，没有抵押或担保，银行也不肯贷款，科学家自己又出不起那么多钱。而风险投资的做法是成功了大家分享盈利，失败了大家分担损失。第二是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例如创办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类企业，由于风险相当大，融资相当困难，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第三是开辟民间投资的新渠道。国内现在投资的方式还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把钱存银行，股市规模也不大，风险投资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工具。
一波三折的创业板
中国经济时报：从“一号提案”催生中国创业板的雏形，到2009年10月创业板在深圳正式启动，您对此做出了大家有目共睹的努力和贡献。能否回溯一下这段历程？
成思危：设立创业板并非一帆风顺。 199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适当时候在现有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
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司法》做出修改，即：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按照国务院新颁布的标准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同时通过了一个拟建单独的高科技股票交易系统的决议。 2000年10月，深市停发新股，筹建创业板。2001年初，纳市神话破灭，且国内股市频传丑闻，我当时建议缓推创业板。
2001年11月，高层认为股市尚未成熟，需先整顿主板，创业板计划搁置。 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 基明确表示，在主板市场整顿完之前，不可能推出创业板。此前，国务院征求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意见时，沈以香港创业板的失败提醒内地股市勿蹈覆辙。
2003年3月18日，我在《中小企业融资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高层论坛》上提出，采取“三步走”的办法建立二板市场，先参照主板的条件设立科技板块，然后降低门槛、扩大容量，最后建成创业板。2003年10月，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再次提出，如果考虑立即推出创业板有风险，可采用分步实施的方式。一年后的2004年，深圳中小企业板开盘，我在开板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逐步向创业板过渡，但创业板的动议仍然被搁浅。
直到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主席李德成向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在深圳推出创业板市场的建议》，呼吁尽快在深圳推出创业板市场。与此同时，深交所表示，将采取多方措施促进中小企业板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更好条件。
2008年3月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将推出创业板，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表示上半年推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管理办法》。但由于当时美国次贷危机恶化，席卷全球形成国际金融危机，推出创业板的进程再次被迫延宕。
2009年两会期间，民建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积极扶持中小企业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提案》，建议积极构建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拓展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积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使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2009年3月3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自2009年5月1日起实施。2009年7月1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实施《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投资者可在7月15日起办理创业板投资资格。 2009年9月13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将于9月17日召开首次创业板发审会，首批7家企业上会。 2009年10月23日，中国创业板举行开板启动仪式。数据显示，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平均市盈率为56．7倍，而市盈率最高的宝德股份[0.00% 资金 研报达到81．67倍，远高于全部A股市盈率以及中小板的市盈率。 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正式上市。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评价创业板的发展现状？
成思危：创建创业板的目的是支持创业型的企业融资，创业板自创建以来，一些企业确实是融到了资金，但是也应该看到五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现在创业板企业，严格讲并不都是创新型的企业，有些企业并没有显著的创新。第二，估值过高。第三，社会对创业板财富效应的宣传有过分之嫌。第四，创业板缺乏做市商制度。第五，现在还有虚假信息，内幕交易问题。总之，创业板应该回到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的轨道上来。
过度依赖投资，跟抽鸦片一样，越抽越上瘾
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概念备受关注，各类互联网金融平台与模式竞相争艳。对此，您如何评价？
成思危：最近，央行对银行业进行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这很重要，它会加大银行间的竞争，有竞争才有更好的服务。可以预见，银行间争相揽储会为普通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收益，现在不少银行的理财产品其实就是一种拉存款的大战。
互联网金融创新会降低网络银行的成本，因为减少了人工，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会使得存贷利差下降，从而减轻贷款人压力，增加存款人收益。这很符合我最近一直强调的——从GDP崇拜转向劳动生产率崇拜。
中国经济时报：您刚才提到了GDP崇拜。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成思危：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过，中国GDP“有水分”，多年来的大量投资造成了GDP水分。含“水分”的GDP，第一类是有害的GDP，例如豆腐渣工程，这类工程在建设时能产生GDP，垮了以后重修还会产生GDP，但它是有害的、负面的GDP；第二种是无效GDP，即建设的时候能产生GDP，但是建成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投产，因而就不能再产生GDP了；第三种是低效GDP，例如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很大，建成以后不但没有回报，还要依靠政府补贴。
我认为，对于GDP增速，宁愿要一个没有水分的7％，也比一个含水分的9％好。其间相差的2％并不能惠及民生，只能浪费资源。GDP掺水最大的坏处，就是造成了投资的不断增长。比如说今年某个省的GDP为1万亿，有1000亿的水分，第二年由于这1000亿不能创造GDP了，明年要保持GDP增长10％，在安排投资计划时先要补上这1000亿GDP、还要再增加1000亿GDP增长所需的投资。所以，GDP中的水分促使人们在追求政绩时，不断地靠增加投资来保持GDP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就跟抽鸦片一样，越抽越上瘾。因此，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
经济发展要转移到以效益和质量为立脚点，就必须解决GDP崇拜和以GDP为政绩导向的问题。当前，我们需要“适度投资”。所谓“适度”投资，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方程式，就是投资增长率不应超过GDP增长率的1．4倍。也就是说，GDP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之比应该是0．7，这是最低的要求。
金融改革需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方向推进
中国经济时报：金融改革也是我们最近关注的话题之一。您曾表示，金融改革需要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方向进一步推进。能否具体予以阐述？
成思危：在我看来，金融虽属于虚拟经济，但主要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的。中国的实体经济目前发展得比较扎实，所以金融一定要跟上。也就是说，金融改革需要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的方向推进。
国际化，就是要增强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国际化就需要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如果无法做到这点，人民币就很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为当作为储备货币存在的人民币出现贬值的时候，无法兑换成其他货币来规避风险，就会造成市场参与者的损失。所以，所谓金融的国际化其实主要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市场化就是要实现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这在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提到了。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就是要引入民营资本，增加市场主体，让市场参与者多样化。还有一点，金融业者一定要认识到自身的服务业属性，转变观念，加强金融服务，才能实现市场化。
最后一个，系统化，是说我们的监管要系统化。也就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要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目前金融市场监管是采取“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方式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风险是流动的，不可能静止在一个地方；另一方面，资金需要迅速流动才能产生更多效益。所以，混业经营和综合监管是系统化的最终目标。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需要协调、配合，才能达到系统监管的效果。
另外，监管和创新是一对矛盾体。创新是在监管范围之外出现的新事物，监管相应地发现问题后，就用新的规定来加以规范，这又会进一步促进创新。此外，监管还应做到依法、合理、适度、有效，从加强信息披露入手。
中国经济时报：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您曾多次提出建立社区银行的建议。您认为，我国目前是否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
成思危：目前，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民间有大量资金而没有投资出路，另一方面，小微企业需要资金却借不到钱，大银行不愿意借钱给这些小企业，因为有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交易成本又高。所以，以民营资本为主，开办社区银行，用多余的民间资本就可以为社区群众和小微企业服务。
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说过，“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目前，制度创新主要应着眼于解决哪些问题？
成思危：目前，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协调好四大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要相互配合，才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政府的调控是必须的，但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譬如说竞争规律，那些先占有市场的企业，肯定不希望有新竞争者加入，“就像挤公共汽车，那块上车的踏板成了‘变心板’”。而政府的关键作用就在于反对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鼓励有序竞争。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今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何建言？
成思危：十八大报告中有两句关键的话：第一句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第二句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近几年来，确实有人对改革方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十八大报告明确了要坚持这个方向。
现在有一种误解，说西方经济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甚至有人说西方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该书中就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市场应主要发挥好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应主要发挥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而这两只手之间谁强一点，谁弱一点，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配合得好，会收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效率就会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十八大报告将这个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提出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认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政府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不违反价值规律，不违反供求规律，不违反竞争规律。第二，要改革审批制，减少审批事项，必要时改审批制为核准制或备案制。第三，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依照《宪法》和《物权法》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使之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
绿色经济是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三者的结合
中国经济时报：在“2013年欧亚经济论坛科技分会”上，您提到，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投资或将达5万亿元人民币。您认为发展新能源的意义和关键是什么？
成思危：当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一位，节能减排对中国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在环境保护上加大力量，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话，那么我们将把环境债务留给子孙后代，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中国对新能源的投资在世界上占到第一位或者第二位，可能十年内累计将达到5万亿元人民币，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责任感。
创新是发展新能源的重要保证，新能源将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类过分依赖化石能源，给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威胁，所以，必须通过发展新能源来解决能源资源有限以及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的问题。以太阳能为例，太阳能的成本大大高于火电成本，中国最近也出台政策，对太阳能发展予以补贴，但从长远看，靠补贴来推广新能源是不行的，所以，关键问题还是要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使得太阳能能够广泛应用。
中国经济时报：您也一直倡导发展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和建设生态文明意义重大。绿色经济的内涵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中国应如何推动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
成思危：国际上很多人提低碳经济，这是非常热的话题。我们提绿色经济，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更加全面。绿色经济就是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三者的结合。发展绿色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要有自己的特点。因为：
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之前，还是要不断发展。既然要不断发展，就要不断消耗能源，因为能源是发展的重要条件，我把它比作经济的粮食。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而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也就是要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国宣布，到“十一五”规划末期，我们的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20％，到2020年下降40％—45％，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如果大家仔细算算，GDP到2020年比2000年目标翻两番，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际上还是会有所增长的。
第二，从中国的能源结构分析，目前来看，化石能源占到90％，我们确定的目标是2020年降到85％。我国近中期的目标应该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
中国前些年过多追求经济增长，对环境保护不力。现在应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我们会犯历史性错误。我们计算过，2005年，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我国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3．5％，而当年的GDP仅增长了10．4％。这说明如果我们不注意环境保护，就把环境债务隐性地留给了子孙后代。所以我们要力争做到“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下一次的产业革命是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前三次分别是蒸汽机、电力、电脑与互联网。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可再生能源将是未来产业革命的一个增长点，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中国应如何推动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从产业发展来分析，低碳经济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发展不排放二氧化碳的产业，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地热能等等。同时，包括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等。第二个层次，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如现在发电水平是350克标准煤发1度电，而全国最先进的地方仅需要283克，如果平均降到300克标准煤发1度电，将会是很大的节约。第三个层次，利用二氧化碳。化石能源燃烧必然产生二氧化碳，现在利用二氧化碳的主要是饮料工业，有局限性。利用二氧化碳最大的地方应该是化学工业。现在化学工业领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此外，发展林业也能吸收二氧化碳。第四个层次，封存。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荷兰、丹麦也在做这项工作。
人类最终还是应该依靠可再生能源。人们最早是用动植物烧柴火，用动物油点灯，然后是利用化石能源，但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总有一天会用完，最终还是要用草木和太阳能这些可再生资源。所以，我们要把产业、经济、社会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改善。
第二，从社会角度来说，要认识到绿色经济不仅是一种产业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就要求人们树立绿色经济的意识，养成从点滴做起的习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开这么多和这么亮的灯？可以少开一点。离开房间时，能不能及时把灯关上？这都是小事，但做好一点小事，就可能节约很多能源。再比如说，大家开车多了，就带来道路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能不能够平时在市内上班的时候，多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跟同单位的同事拼车。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产业企业的问题，也是每个人能否养成绿色生活方式的问题。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说过，“经济只能解决今日问题，科技保证明天，只有教育确保后天”。和您的父亲一样，您也一直关心教育事业。请谈谈您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建议。
成思危：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我在世新大学55周年校庆时讲过，在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时讲过，在其他场合也讲过。自从孙中山先生1894年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已经100多年了。在这100多年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确实是取得了不少成就、不少进步，但是离振兴中华的目标还差得很远。振兴中华靠什么？有人说靠经济，有人说靠科技，我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教育。
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也在说中国GDP在2025年或者2030年就能赶上美国。要我说，这个GDP总量赶上美国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们人均GDP比人家要低得多。就算人均GDP赶上，也不能说明我们真正赶上，只有我们全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科技水平真正赶上他们的平均水平，才值得我们自豪。我们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能够跟我们的人口数量相适应，我们才能算真正赶上。
这样一比较，我们还任重道远，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现在就应该对教育给予充分的重视。教育的目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水平；第二个就是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丹麦科技创新部、丹麦高校联盟联合成立了中丹科教中心，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是中方主席，我是成员。我去年专门到丹麦和芬兰考察了一下它们的教育和创新，有很深的体会。芬兰的教育投入占GDP的7．8％，而且，丹麦高校对丹麦和欧盟的所有学生都不收费，只对亚洲学生收费。芬兰的大学去年对亚洲学生还不收费，所以，在芬兰念书一年有五万元的生活费就够了。这说明它们确实重视教育。
它们也重视创新。芬兰只有540万人口，它们没有别的资源，只有森林，原来就是靠砍树做木浆来发展的，后来转向依靠创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大家知道，诺基亚就是芬兰的名牌（尽管它现已被收购），Linux这个操作系统也是芬兰人搞出来的。一个只有540万人口的国家能搞出很多创新，是不容易的。
由此可见，只有加强教育和科研创新，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比较强盛。我多次说过，经济只能管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管我们的明天，但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所以，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立法决策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渐进性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以一个民主党派领袖和专家学者身份担任国家领导人，参与过国家许多方面（尤其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重大决策。您如何看待人大工作？能否举例谈谈全国人大是如何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
成思危：我觉得人大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首先，我国宪法规定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大工作确实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特别重要。人大最主要的工作是立法和监督两个方面。我到人大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要依法办事。一方面要遵守实体法，同时要遵守程序法。我第一次参加委员长会议就感觉与其他部门不一样，它的议程非常明确，而且所议的事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做，一点不能违反。人大的监督工作有一个鲜明特色，那就是人大和“一府两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于各自的分工、职责等不同，就需要形成一定的制约。所以，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既是制约，又是支持。我们一定要树立这样的概念，搞清这个根本前提。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我们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帮助改进。
人大最重要的任务是立法。不仅要注意数量，更要注重提高立法质量。要坚持立法的“四性”：系统性、科学性、公正性和渐进性。立法的系统性，首先是基本法律要完备。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法律要服从宪法。像我们之前修订外贸法，也是适应形势需要。加入WTO以后，许多子法都变了，如果母法不变那是不行的。
立法的科学性，就是每一次立法都要进行严格而充分的调研、论证。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公路法修正案时，修正案提出把养路费改成燃油税，在生产环节收税。审议的时候，常委会委员们就提出汽油可以这样做，因为83％的汽油是用于交通的，柴油只有28％用于交通，其他的72％用于拖拉机、渔轮和柴油发电，这样做可能会增加农民负担。当时有关部门答复说，可以先征后退。但是大家还是不放心。第一，农民千家万户，你征了以后怎么退？操作性可能有问题。第二，各地财政大都比较紧张，燃油税能否保证真的返回农民手里？大家虽然赞成费改税这个大方向，但是从真正不增加农民负担、对人民负责这个角度也提出了比较多的意见。所以第一次表决的时候差一票没有通过。
还有就是关于公正（公平和正义）性。法律的象征物一手是剑，一手是天平，讲的就是既要有权威又要公正。这个公正包括权利和义务之间要平衡。规定执法相对人承担什么义务，就要相应赋予他什么权利。这个公正还要保证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平衡。有权力就有责任，光讲权力不讲责任，那不是公正的法律。现在有的部门起草法律，主观上就是想通过人大立法，把部门权力法律化。人大在审议时要非常小心，权力不能乱设，也不能滥用，否则要追究责任。一般来说，法律一经颁布，执法机关就处于强势，执法相对人则处于弱势，如果在立法时就不能保证公正，那就违反了立法保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根本原则。
中国的立法确实有个渐进性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律应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阶段，对这个阶段所制定的法律就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及时修改，否则就不能与时俱进。
学者有四大责任
中国经济时报：从政后，您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在治学上依然投入大量时间。而且您也不回避经济热点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请您谈谈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成思危：学者应肩负怎样的使命和责任？在“2013首都经济管理学界新春联谊会”上，我提了四句话。
第一，探讨理论基础。当前，中国社会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需要执政党去解决，但作为官员来说，他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去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作为学者，就应该从理论的深度和高度去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比如，中国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有四个关系需要深入研究，即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每个关系背后都有一大堆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拿公平和效率来说，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则是低水平的公平。这二者之间确实有个辩证关系，其背后的理论和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借鉴国际经验。比如社会保障，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做法。有的是以社会统筹或者社保税为主；有的是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主，如新加坡；有的实行双重政策，即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中国就是这样。在解决所谓改革成本的问题上，也有各种不同的办法。医改也是如此，有英国模式、意大利模式、美国模式等等。作为领导，没有时间去认真分析比较这些模式，有的领导干部到哪国考察就觉得哪国模式好。作为学者，就有责任把世界各国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提出自己的看法，供领导决策参考。
第三，完善政策框架。政策是由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出台以后就要去执行，但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很多问题尤其是细节问题可能没有认真考虑。作为学者，就要补充和完善这些政策框架。比如房改，按照当时的设想，就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加商品房三个层次。但是，由于跟经济适用房相关的政策规定得不细，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也使经适房分配领域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实，有了经济适用房这么一个政策框架，相关的分配条件、管理办法等等，都得完善，得跟上。政策制定者往往考虑不了这么细，就需要学者通过调研提出建议来完善。
第四，分析政策实施的难点。任何一个政策，它在实施过程中都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学者就有必要去分析这些难点，提出可行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