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每年的这个时候，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南部两百公里外的万隆市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来庆祝万隆会议的召开。60年过去了，亚非各国在万隆精神的指引下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亚非国家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但会议形成的万隆精神依然没有过时，并将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庆祝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印尼政府力邀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纪念活动，并为纪念活动拨款超过2000亿印尼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启程前往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今年习近平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外交部此前介绍，习近平于20日至21日在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随后将于21日至24日赴印尼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3月初，有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拟在今年4月22日、23 日亲自赴印尼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的首脑会议，并发表有关二战反省及日本对和平展望的演讲。
3月30日 ，《 国际金融报 》第 22 版发表原标题为《万隆会议中日秘谈始末》的文章，回顾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章表示，由于二战历史问题的敏感性，日本首相安倍在万隆会议纪念场合发表的有关二战反省的演讲，将受到中韩两国的高度关注，其讲话也必将直接影响中日关系下一步的发展。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日两国代表也曾同时出席会议，尽管当时双方立场明显不同，但仍实现了2次秘密会谈。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中日两国官方在二战之后首次正式接触。但长期以来，外界对于当时双方如何互动、会谈的内容及成果为何这些问题都知之不多。直到多年之后，当年的外交档案逐渐解密，这些问题的答案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以下为原文：
2015年3月，在亚洲的外交舞台上，“万隆会议”一词成为热门话题。2015年4月是万隆会议60周年，印尼为此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
3月初，有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拟在今年4月22日、23日亲自赴印尼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的首脑会议，并发表有关二战反省及日本对和平展望的演讲。
而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月12日明确表示，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自发举行的国际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3月26日，中国与印尼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进一步表示，“（万隆）会议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至今仍对国际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中国支持印尼举办万隆会议6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愿与印尼方密切配合，推动亚非各国增进互信，深化南南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外界分析，由于二战历史问题的敏感性，日本首相安倍在万隆会议纪念场合发表的有关二战反省的演讲，将受到中韩两国的高度关注，其讲话也必将直接影响中日关系下一步的发展。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日两国代表也曾同时出席会议，尽管当时双方立场明显不同，但仍实现了2次秘密会谈。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中日两国官方在二战之后首次正式接触。但长期以来，外界对于当时双方如何互动、会谈的内容及成果为何这些问题都知之不多。直到多年之后，当年的外交档案逐渐解密，这些问题的答案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中日两国在1962年正式签署《中日贸易综合协定》，图为中方代表廖承志（右）和日方代表高 达之助（左）。
中方会前备多套草案
1955年1月1６日，中国外交部就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按照后来解密的文件时序，这份草案应是新中国参与亚非会议的第一份工作计划方案，并且存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
1954年4月，亚洲几个新兴的独立国家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谈，提出举行亚非会议的主张。在当年年底于印度尼西亚茂物市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双方明确了在1955年举行亚非会议的具体安排。
当时的原则是这5个发起国根据“独立政府的原则”，各自提名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名单。最后共提出了30个国家，中国名列其中，但中国是否能够获得正式邀请一度面临着困难。
当时，在总共提出的30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中，锡兰还没有与中国建交。为了争取与会，当时的中国政府作了最大的外交努力与工作准备。
1954年7月，毛泽东曾在政协常委会议上提出了外交工作的11条意见，明确提出要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随后的10月，周恩来在为尼赫鲁访华而召开的会议上，对如何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二是以法国、英国为首的维持现状派；三是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我们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他说。
在提出了具体工作方法后，周恩来对可能要召开的万隆会议寄予厚望。早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时，周恩来就已经明确向尼赫鲁表示，中方赞同正在酝酿的亚非会议计划。1954年10月，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华，都主动提出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当时的回复是：“会议由你们几位总理发起，我们支持。这一会议使向无来往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而毛泽东也对会议非常重视，向周恩来提出了做好参会准备的要求。
万隆会议期间，各方面人士请周恩来总理签名留念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5个发起国，正式向中国发出参会邀请。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就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按照后来解密的文件时序，这份草案应是新中国参与亚非会议的第一份工作计划方案，并且存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
这份工作草案称：“我国必须采取主动而慎重的态度，以便会议发挥积极作用。在会议过程中，我国应集中力量孤立美国势力，大力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并设法分化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
此外，在政策的准备项目上，草案也提到：“要调查研究与会国家在会场内外可能提出的问题并拟议对策；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达成的协议，准备发言纲要和提案；设想这次会议是否发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设机构，从而考虑我方应持何种态度。”
到1955年4月，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会议的准备工作。4月1日在中南海举行的外交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新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准备工作的详细安排。
这次扩大会议明确，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陈毅等人亲自率队参加。会议还提出了代表发言时的具体要求：“我们发言时要着重说对亚非国家有共同性的问题，提法上要注意从亚非国家的代表能了解的角度上提，要有说服性，能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情。”
在随后通过的最终版本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文本中，值得注意的是，方案将日本、南越、约旦等国列为丙类国家，即“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是中国应该积极影响的对象。当时提出的重点工作顺序是：“除锡兰国家外，其他重点国家是埃及和日本。”
日本为何受邀与会
日本政府在万隆会议前对应采取何种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最终，为了避免争议，日本决定尽量回避政治议题，而突出经济议题
在已经解密的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历次工作方案记录中，有一处细微变动颇值得玩味。在中方对当时可能与会国家的阵营划分中，巴基斯坦一度被认为应归属于“接近和平中立的国家”，但在最终版本的工作计划中，巴基斯坦被微调至“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与日本处在了同一个阵营。
文字上的细微变动，折射出中方对巴基斯坦当时的政治属性判断上的犹豫。在万隆会议最初确立的参会国提名原则中，“独立政府”是最主要的原则。而根据这一原则，巴基斯坦曾力主邀请日本与会。日本作为亚洲曾经最主要的殖民国家以及战后美国扶持的反共先锋，与参加会议的其他国家有着显著区别，巴基斯坦力邀日本参会的考虑又是什么？
当时的亚洲，“独立自主”成为最重要的外交议题。中国和印度两国处在蜜月期，这两大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对于中印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美国非常警惕。在美国的外交授意下，菲律宾、土耳其等国被要求积极参与万隆会议这个“没有欧美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从而阻止中国与印度两国在亚洲的外交攻势。而日本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美方要求日本承担起反共盟友应有的责任。
当时，对于中国与印度两国关系越走越近的事实，巴基斯坦也维持警惕。此一时期的巴基斯坦与中国虽有外交关系，但双方关系并不紧密，仅仅维持着半官方的贸易与商品合同。巴基斯坦与日本，在平衡中印影响力方面有着鲜明的共同意图。
对于万隆会议，当时的日本政府又是如何具体应对呢？当时的日本鸠山一郎政府同样视万隆会议为战后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但日本政府的考虑和巴基斯坦有着明显不同。鸠山一郎政府认为，如果在参会时突出强调反共先锋与美国盟友的一面，那么将不利于日本改善与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而如果加深与亚非新兴独立国家的关系，又将损害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日本政府在万隆会议前对应采取何种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最终，为了避免争议，日本决定尽量回避政治议题，而突出经济议题。为此，鸠山一郎本人不出席会议，改派以经济审议厅长官高 达之助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