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记者“不甘心”
徐善文这边在“有关部门”牵线搭桥下，与镇中心校签下了合同，但他却忽略了另一个人的感受，那就是与他一同采访的贾丽。
2015年12月15日现场采访结束后不久，徐善文与贾丽联系，说有人在中间说情，可以用订报纸的方式换取“11·12事件”不见报，贾丽没有同意。12月16日，徐善文又跟贾丽说，“有关部门”想在《市场星报》上做2万元左右的广告，并称可以通过报社外包广告的提成方式，按高比例返还广告提成，以弥补贾丽不能发稿的损失。据记者事后了解，《市场星报》的独家报道一篇稿酬约1500元，而2万元的广告按高比例返还提成可达4000元至1万元。
贾丽没有表示反对。但一波三折，12月17日，徐善文称广告投放又减为1万元了，贾丽表示肯定不行。此间，两人短信来往，贾丽强调“最低两万”“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发稿”“你签合同前一定要跟我说”。
尽管贾丽一再坚持，但12月23日晚，徐善文将合同照片通过彩信发给贾丽，显示广告宣传仍为1万元。贾丽对调查人员说，觉得自己被骗了，“没答理他”。当晚，贾丽将稿件上交报社。
第三个记者“无心插柳柳成荫”
就在贾丽得知广告宣传合同签成了“自己不满意的1万元”的同一天，《安徽商报》记者赵康（化名）与贾丽闲谈中聊起自己在关注“11·12事件”。据贾丽讲，看到自己做不了独家报道了，就决定做个顺水人情。12月23日，贾丽将大量采访内容提供给了赵康。赵康向调查组坦承，见报稿件的绝大部分信息来自贾丽。
那么，为什么12月24日首发的新闻报道来自《安徽商报》，贾丽发给《市场星报》的稿件却没能见报呢？
其实，在埇桥区“有关部门”运用资源，找关系托人“灭火”的同时，另一股力量也在发力。
宋庙小学马校长在发现记者采访后，立即打电话给捐资助学方代表、某银行合肥分行工会汪副主席。汪副主席十分紧张。他明白，一旦事件曝光，他们精心组织的这场捐助活动一定会引发公众质疑，势必会给银行带来负面影响。汪副主席马上开始了人脉搜索。他找到银行一业务部门的总经理，该总经理给与《市场星报》同属一家出版集团的某国际经贸公司副总经理打电话，请这名副总经理出面说情，让《市场星报》不要报道。该副总经理随即打电话给《市场星报》总编辑，称某银行是公司重要合作伙伴，希望不要报道。于是，12月23日晚，在《市场星报》的选题会上，当讨论到贾丽的报道时，该总编辑以种种原因为由，决定不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