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9月下旬的某天，吃过早餐与家人告别后，他再也没能回来。
自称与聂树斌同监舍的纪某某的证词中称，他曾见到聂树斌被提审回来后，脸经常是肿的，身上有多处紫色斑点，还称如果不签字，早被打死了。聂树斌多次跟他说：“老纪，我肯定是被冤死了。告诉我妈，我是被冤死的。”
在上诉书中，聂树斌展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请让我重新做人，重新做人，重新做人。”
张焕枝：那个倔强的母亲老了
那是母子俩的最后一面。
1995年3月一审庭审后，张焕枝在法院二楼的小屋里看到了儿子。听到呼唤，捂脸大哭的聂树斌回过头，喊了一声：“妈！”
后来去监狱送衣服，老人才得知儿子执行了死刑。
接下来的十年，张焕枝似乎认命。村民常这样教育后生，“如果不学好，下场就像聂家的小子”。
变化发生在2005年，河南商报的记者范友峰找上门来，告诉她出现了“另一个凶手”。
她开始漫长的上访之路。2005年开始她去了十多次北京。每月都要去两三次石家庄中院——步行到车站需要半个多小时，坐车又要两个多小时。
接待她的法官总会说：再等等。
2014年年底，内蒙古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收到了内蒙古高院的无罪判决书。这对老姐妹，隔着电话痛哭，尚爱云告诉她：要坚持、坚持、坚持。
十一年来，张焕枝从一个目不识丁农村妇女，达到别人口中“两年级法律专科生”的知识水平。时常有伸冤者找上门来诉苦，她倾听之余还能出点主意。
丈夫聂学生因儿子事情的打击吞安眠药自杀未遂，如今行动不便，她上访之余把家中拾掇的井井有条——只不过餐桌前，除了喵喵叫着寻食的小猫，略显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