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政府“皇族内阁”合影
导语：
辛亥年的枪声，已过去了整整101个年头。百年间世事变幻，沧海横流，对当年那场空前变局的评价，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遭到批判，改良备受吹捧，甚至于清廷的逊位，也已被某些学者赋予了“光荣革命”的璀璨光环。但若仔细梳理清廷灭亡、民国诞生的真实历史线索，自不难发现：这种认知变迁，所反映的并不是历史本相，而只是时代对历史本相的某种特定需要罢了;当下流行的许多对革命的反思，其实都是伪命题。
正文：
“民国”，顾名思义是“帝国”的对立面;“民国政治”的核心是民权与民主;“帝国政治”的核心是君权与专制。所以，“清廷为什么会被民国取代”这个问题的实质有二：其一，“民权和民主”何以会取代“君权和专制”，成为晚清朝野知识分子的共识;其二，清廷为何自身不能发育出民权与民主，而只能被新政权取代。梳理“民权”思想在晚清朝野的流变过程，可以解答这两个问题。
1、1895年前后，革命党人孙中山对“造成民国”还毫无兴趣
国人最早于何时萌发出要造一个新“民国”来取代旧“帝国”的意愿?这个问题无法考据，毕竟不能把当日每个国人的政治理念一一弄清。但至少在1895年之前，作为当时最具声望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民国”还没有任何概念。他满脑子所想，每日里所做的，仅仅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换言之，他的革命目标，不过是“排满”罢了。至于“排满”成功之后怎么办，孙氏觉得，找个汉人做皇帝也挺好。
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孙氏本人并不隐讳。1910年，他在与刘成禺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我青年时代主张只要推翻满清统治，汉人做皇帝也可以拥戴。当时与我结为莫逆之交的杨衢云，则表示非造成民国不可。一次为此发生激烈争论，杨衢云揪住我的辫子，要跟我动武。现在杨衢云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继承其志，发誓要建成民国，有帝制自为者，我必定要加以讨伐。”
孙氏与杨衢云发生交集，是在1895年于香港联手设立兴中会。按孙氏自述，其革命目标重新定位为“造成民国”，是深受了杨衢云的影响。这影响的过程之激烈，甚至到了动粗的程度。由此不难看出孙氏在1895年之前，对“民国”其实毫无概念，更谈不上有任何信仰。孙氏如此，1895年前后的国人，对“民国”的认知程度可想而知。
2、1898年维新，官方闭口不谈“民权”，但民间对“民权”的热情已初具规模
1898年的百日维新，就其最终付诸实施的具体内容而言，无非是振兴工商业、练兵、兴学校、变科举而已，与“振兴民权”毫无关系。以往说起戊戌维新，总讲它是“资产阶级改良”，它的目标是要实现“君主立宪”，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很可笑，既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与其中，实际举措里也没有丝毫“君主立宪”的味道(所谓“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扩张民权、限制君权)。不但具体的维新举措里没有任何“主张民权”的内容，即便是作为一种愿望，“主张民权”也丝毫未曾体现在数量众多的上书之中——即便那些上书中提到“开议会”这样的字眼。
对此，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茅海建先生有过一段总结：“在我所见的275件上书中，论及议会者不过以上数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尽管从其他材料来看，当时人对议会的议论颇多，而在正式上书中，言及议会者很少。在有限的议论中，并没有涉及到西方代议制之根本，即议会的权力及议员的产生方法，更未谈及议会之理念，即‘主权在民’。他们的心目中，西方议会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与中国古代的君主‘询谋’是相接近的。”当然，说得最直白的，莫过于“维新旗手”康有为，他在《国闻报》上刊登文章《答人论议院书》，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议院、兴民权”，说什么“议院这个东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于国权全部汇聚于议院，而政务运作行之有效。但我窃以为议院制度在中国不可行。天下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今日那些主张议院，主张民权之人，实乃帮助守旧派自亡其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