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朝堂之上，也就是体制内官员闭口不言“民权”相反，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对“民权”的追捧则已颇具规模。譬如：梁启超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时，即怀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之志，日日以“民权”激励学子，将当世政治体制视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又如唐才常曾说：“西例，以民为国本，国为公器，民叛君未叛国，君虐民斯叛国，国与君显有区别。……其意颇合孟子，公羊之微言。”甚至被后世目为顽固派知识分子的叶德辉，也曾说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严复说得最露骨：君既然出于民“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梁、唐二人当时均系革命党，而叶、严二人则是典型的改革派;可见当日改革派与革命党均以“扩张民权”为终极目标。
3、1900年国难，使体制内改革派痛感国家亟需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
1900年的巨大灾难，对帝国的民意而言，是一道极为关键的分水岭。孙中山对此深有感触，他曾比较过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与1900年10月惠州起义的民心之别，深有感慨地说，同样是失败的起义，民意的反馈却大不相同。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氏因此感到“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民意的这种巨大变化，在体制内也有相似的体现。庚子年前，体制内改革派私下里或许对“兴民权”极感兴趣，但公开的奏折里，却从来不敢提这三个字，非但不敢提，每每谈及“议院”一类事物，必然要一再申明其只是一种“智囊机构”而已，绝不会对至高无上的君权造成任何损害。但1900年的巨大灾难，让许多体制内改革派对朝廷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彻底丧失了信任。乱局起后，东南督抚们敢于抗旨，拒绝北上“勤王”，而擅自搞“东南互保”，本就是对朝廷“寡头专制决策机制”的一种否定。而两广总督陶模在乱局初定之际，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则是希望用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来取代旧的祸国殃民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陶模说：“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很明显，陶模设想中的“议院”，拥有国家政务的决策权，“政府”拥有的则只是执行权。
陶模的这种要求，与当时的民间舆论遥相呼应。梁启超说“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浙江潮》杂志刊文说“立宪政体之要素，在人民有参政权”;《大公报》说：“图治之根源，首在立宪法，予民权。如此……则中国之前途或犹可补救于万一”;……
但对朝廷来说，开议院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接受的。自1901年到1905年，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清末新政其实只干了四件事情：1、整饬吏治，调整机构;2、整顿军队，编练新军;3、振兴实业，奖励工商;4、改革教育体制，变更人才选拔方式。这些内容，其实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戊戌年这些举措没有能够深入搞下去罢了。而对朝野内外要求“立宪法、开议院”的呼声，“寡头专制决策层”的态度是充耳不闻。慈禧很明白：“立宪法、开议院”，对国家而言，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对“寡头专制决策层”而言，则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4、1905年废除科举，传统士绅不得不向“议员”转型，“民权”呼声随之高涨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给了很多体制内、外知识分子“证明”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的机会，但这种“证明”，知识分子自己并不一定信，朝廷则根本不信。因为遍观当日的评论文章，并没有人能够讲出一种使人信服的逻辑，来解释日本战胜俄国，确确实实主要是因为政体的差异。尽管如此，日俄战争仍然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追求——这场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而中国无力抗议，竟只能耻辱地宣布“保持中立”的战争，对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的刺激可想而知——1905年，帝国8位总督当中，已有5位明确上奏要求朝廷“立宪”了。迫于此种压力，1906年，朝廷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
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因“预备立宪”而颁布的《各省谘议局章程》里，朝廷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稍后的统计数据，也证实清廷的这一规定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在清末各省谘议局中，有科举身份的绅士议员，一般占到了议员数的90.9%以上(据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