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此举看似得计，其实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05年的废除科举是“破”，1906年的预备立宪是“立”，破立之际，正是“旧帝国”向“新民国”转换的关键。但朝廷没有认真处理好这个关键。一破一立之间，支撑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也就是传统士绅们，本已平静完成自身的身份和角色转换，从传统士大夫蜕变成了近代民权、宪政政治里的“议员”;如果朝廷能够主动、顺利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从以“君权神授”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传统中国，转型为以“民主宪政”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近代中国，则可以与已完成转型的传统士绅完全接榫，从而实现从“帝国”到“民国”的平稳过渡。但可惜的是，朝廷最终拒绝以民主宪政为核心来构筑自己新的政权合法性——1908年11月，慈禧去世，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如此也就不难理解1906年“改革”、“立宪”等名词在媒体上的使用次数的大爆发(据金观涛教授约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关键词搜索结果统计);更不难理解传统士绅在1906年之后，为何高度热衷于呼吁朝廷尽快兑现“立宪”的诺言：落实了“立宪”，才能落实他们的“议员”地位。
5、1908年，朝廷用“日式立宪”搪塞立宪派，反激起立宪派对“民权”的狂热呼吁
1906年“预备立宪”的诏书颁布下去之后，无论朝廷是否愿意，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总要有个兑现。一方面要兑现承诺，一方面又不愿意真交出君权、承认民权，朝廷的办法是偷天换日，用“日式立宪”来搪塞要求搞“英式立宪”的体制内改革派。
“日式立宪”实际上就是明治维新，其核心是“废藩置县”，即把权力从地方(诸藩)收归中央，建立一种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当然，其中也有许多学习西方的内容，但无外乎是效仿西方发展工商业的模式、效仿西方兴办教育的模式、效仿西方的练兵模式而已。显然，这与体制内立宪派所要求的 “英式立宪”，相差甚远——立宪派们固然并不完全明白“英式立宪”的真谛(其实英人当年也还在摸索)，但“限制君权、扩大民权”这一点绝对是共识。中国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实现了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这种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本是立宪派们要革掉的旧体制，朝廷反以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没有比这更滑稽的改革了。
但朝廷终究一意孤行，于1908年出台了“日式立宪”的《钦定宪法大纲》，满篇皆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君权之嚣张，对照民权之仄逼，实在过于鲜明。所以，作为反击，待1909年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尘埃落定，1910年，在各省咨议局的领导下，接连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朝廷的一意孤行引来了立宪派对“民权”更强烈的呼吁和索求。
6、1911年，立宪派意识到不可能从清廷手里获得“民权”，遂与革命党联手造就民国
很显然，虽然朝廷和立宪派都在讲“立宪”，但两者的差别之大，其实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相反，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诉求，反倒没有多大差异。革命党之为革命党，在于其选择暴力手段欲推翻清廷，对这种选择，革命党人陈天华曾有一个三段论式的解释：1、“鄙人以救国为前提，苟可以达其目的者，其行事不必与鄙人合也”;2、“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3、“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云，仍为政治问题也。”陈氏的意思很明白：自己虽然选择暴力排满，貌似以“民族主义”为先，其实，暴力排满不过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手段罢了;而所谓的“政治问题”，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更何况，除了终极政治诉求相同之外，立宪派和革命党在实现终极政治诉求的手段选择上其实也非常相似：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需要经历一个“开明专制的阶段”;孙中山则主张先搞一段一党专制的“训政”。